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为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然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先后颁布了《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残害革命先行者，还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巡捕、包打听遍布全国各地。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社会环境下，党的早期组织的一切活动只能秘密进行。

1921年2月，陈独秀因组织发动五四运动、宣传进步思想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被捕，后经李大钊组织营救出狱。当陈独秀从武汉返回北京时，又因“违反禁令”，在武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遭反动政府通缉，面临再次入狱的危险。形势危急，李大钊化装成年末收账的商人，乘坐骡车秘密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再经天津去往上海。在前往天津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开始。这一建党密议和秘密护送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发端，党的保密工作由此与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相生相伴。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维经斯基，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到中国。为保守任务和行动的秘密，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以苏俄记者的公开身份和联系建立华俄通讯社相关事宜的名义秘密进入中国，实地考察中国革命状况，设法与中国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探究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凡诺夫的介绍，秘密会见了李大钊，并与北京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进行接触和座谈，介绍了当时苏俄的革命形势，与李大钊及小范围的北大进步学生秘密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并与陈独秀等人深入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

各地党组织秘密建立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法租界老渔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李大钊则着手秘密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经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商议，决定先秘密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19人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和建党的宣传发动工作。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举李大钊为书记。为解决活动经费问题，李大钊当场宣布，从他每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起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作用。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先驱卷）》陈独秀传记述，“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成立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就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借回乡名义到武汉与董必武见面，具体商议建立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相关事宜。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武汉共产党支部”。

1920年夏，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直接的接触和联系。陈独秀提出由毛泽东负责湖南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工作。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秘密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并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了湖南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秘密讨论建党问题。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

1921年春，在陈独秀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任书记。

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先驱卷）》王烬美传记述，在李大钊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大约在1920年末或1921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

1921年，由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其成员包括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与此同时，旅日华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在保密工作方面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明确的规范性要求。但为了防范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确保建党活动的顺利进行，各地都自觉采取保密措施。从各地建党活动的情况看，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是秘密进行的，保守建党活动的秘密，虽然是一种自发行为，它却是深深植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先驱们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源动力。

保密措施卓有成效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立即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建党活动，党的创建者都十分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第一，秘密出版报刊、组建理论研究会、举办研讨活动，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1920年9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将陈独秀早期创办的《新青年》，改为党的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上海党组织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阐释共产主义新思想理论。但由于保密策略及其他原因，《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的早期组织内部传阅。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秘密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陈望道翻译并由党的早期组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中文译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相继建立了诸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研究团体，开展宣传活动，为团结先进分子，筹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准备工作。

第二，利用合法名义，秘密组织和发动劳苦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积极扩大建党活动影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利用当时“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半日学校识字班等，教育和发动群众。1920年底，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先后成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并在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斗争，推动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建立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秘密建立青年团组织，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20年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领导并秘密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最早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立即起草了青年团章程，并向全国各地秘密散发，对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北京、长沙、广州、天津等地的青年团组织相继建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后备干部。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险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之间相互联络、信息沟通、发动群众等活动，不得不十分秘密。当时所能采用的保密方法虽简单，但很有成效，在各地建党过程中，除有的进步刊物被查禁取缔外，基本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

隐姓埋名是最主要的保密方法。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多数是大学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地位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在宣传马列主义和酝酿、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是采取了隐姓埋名的保密方法，绝大多数革命先行者都用代号、化名、笔名开展活动，有的用外文字母作代称，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用过许多化名和笔名。毛泽东在湖南开展活动时，就曾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毛泽东三字的笔画为二十八画），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早期在天津南开大学进行革命活动时，开始使用“伍豪”化名。

“掩护身份”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多以教授、律师、作家、出版人、工人等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前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以工人群众为掩护，一同劳动，一起生活，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或是以教工人识字的老师面目出现，利用工人夜校、俱乐部等合法场所开展活动。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翻译出版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刊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视革命书报刊物为洪水猛兽，多方查禁。为此，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采取了多项保密措施：（一）严格出版印刷保密。一般都由组织成员自写、自编、自印，多数用蜡板刻写后油印，少数用铅印的，都选在秘密场所进行。（二）采用变换刊物名称的保密方法，刊物一旦被破获查禁后，便立即改换刊名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在上海秘密出版，用秘密的方式寄给国内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为防范反动政府的查禁，《共产党》月刊对外用《康敏主义周刊》（即共产主义的英文译音）《无政府》《安那其》等刊名出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出版的《工人周刊》，出到第6期以后被北洋政府查禁，之后改名为《仁声》继续秘密出版。（三）报刊散发保密。1920年3月，重庆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成立了出版部，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品印成各种小册子，由组织成员秘密送往各地或散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期，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尚未建立，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所采取的保密方式方法还较为原始，但它却是我们党保密工作的最初形态。尽管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提出的保密要求相对简单，但却是我党保密纪律和制度规定的雏形，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保密工作应该是产生于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